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革命里程碑意义的大会。期间，发生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特殊、艰辛而有趣的故事。

会议地点几度变更、礼堂呈中西合璧风格

与七大开会的时间数度更改一样，会议地点的确定也是反复了多次，终才落脚到了延安杨家岭。

随着各根据地的日益壮大，原有的代表名额适应不了新形势的要求。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央的要求又补充选举了一些代表。这样就要有个大一点的礼堂。

据有关资料介绍，中共中央开始考虑是在陕北安塞县举行党的七大，并打算在那里修建一座可供大会用的礼堂。

1940年5月，主管这一工作的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和副秘书长李富春还亲自去安塞实地考察过。通过实地察看，他们觉得那里环境隐蔽且便于防空，是当时形势下召开大型会议的理想之地。可是，有几点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是交通不便，代表来往十分困难；二是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较远，许多问题难以衔接；三是生活物资比较缺乏，供应难以跟上。

他们给中央汇报后，通过反复权衡利弊，只好放弃了这一方案。

安塞计划被排除后，有关部门就把会议地点放在延安枣园。这个地方有其明显的优势和特点：树木比较密集、高大，便于隐蔽；离中央领导人住处较近，便于有关问题的及时汇报与沟通；相对来说，延安的物资较安塞充足一些，便于与会代表生活物资的采购和供应。

于是，经中央同意后，便在后沟山坡上专门修了一座供大会用的大型礼堂，还打了一些供代表们暂住的窑洞。

然而，待一切就绪后，他们发现这里的水源严重不足，根本供应不上那么多人的饮用水；而且水质也不怎么好。加之代表们的住宿也成问题，这样，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后认为不适宜。因此只得另找地方。

后来，经多方权衡并报中央书记处拍板同意，又将七大会址选定在延安杨家岭。

因为杨家岭的地形比较平坦，地势也相对开阔；而且已经建有不少窑洞，可作为与会代表的住处直接使用。只需建一座大会用的礼堂就可以了。

在党中央确定会址后不久，中央副秘书长兼七大副秘书长李富春请来了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杨作材设计礼堂修建方案。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1941年开始动工修建。施工队伍是从当地请来的一些建筑工人，驻地部队也轮流抽出人员投入施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中央领导人还挤出时间参加义务劳动。由于军民通力合作，建设速度非常快，仅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到1942年就建成了。这个礼堂朴素大方、壮观美丽，并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特点———外观是苏联式，内部是陕北窑洞式的石拱结构。礼堂占地1056平方米，礼堂大厅长36米、宽34米、高11米，可以容纳上千人。修建这么一座礼堂，今天来说可能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的延安，可称得上“宏伟建筑”了。当年，这是延安唯一有木梁和木柱的大型建筑物。

七大会场是由鲁艺美术系教师钟敬之设计的，整体风格简朴而富有新意：主席台中央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侧面头像，两边各插三面党旗，主席台前后与左右两侧的长条桌后各陈放着五把椅子，供主席团就坐。主席台前沿的石拱上书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大幅标语，标语两侧挂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礼堂两边挂有六个很大的V字型旗座，旗座上插着党旗，并钉有一个标语牌，上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八个字，礼堂后墙上书写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正厅摆放着200条长凳。

千方百计筹集物资

1944年下半年, 党中央组织有关人员开始了七大会议所需物资的筹措工作。粮食、蔬菜、纸张、药品以及其他物资的供应是否充足, 直接决定着人员众多、场面宏大、会期较长的七大能不能如期举行。

由于战争环境, 加之国民党的封锁, 当时的延安物资供应十分紧张, 党中央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了筹措物资的基本原则:因陋就简, 尽可能就地取材。

七大需要赶印大量的会议材料, 而纸张又恰恰是最奇缺的。这难不倒具有创造精神的延安人。在陕甘边区, 路边旷野长着一簇簇绿色的马兰草, 它的叶子又扁又长, 很有韧性, 是一种很好的造纸材料。于是, 筹委会的成员便组织有关人员, 以当时遍地都是的这种廉价的马兰草作原料, 采用土法上马, 制造出了一种比较适用的马兰纸, 解决了纸张的供应问题。七大的会议材料包括毛泽东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都是用这种马兰纸赶印的。

召开七大时,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已取得显著成效, 部分物资已可供应会议。1945年初, 党中央组织的七大筹粮组从山西境内将粮食顺利运送到了延安。闻此喜讯, 毛泽东立即拍板定案:“开会, 七大不能再延期!”

四面八方代表冒着枪林弹雨千里迢迢赴延安

虽然七大终顺利召开, 但鲜为人知的是, 这些出席会议的700名代表是历尽艰辛才到达延安的。从代表赴延安的时间可以看出, 七大代表早在离大会开幕还有六七年前就基本确定下来了。因此, 与会人员踏上奔赴延安的路程, 从这时就陆续开始了。由于处于战争年代, 代表们去延安的路程可谓曲曲折折, 困难重重, 险象环生, 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大都来自沦陷区或抗日根据地, 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区, 交通不便, 有的骑马, 更多的是步行;因为路途遥远, 环境险恶, 有的化装成商人、小贩或乞丐, 提前几年出发, 靠一双脚板昼夜兼程;有的是由游击队护送来的, 有的则是通过伪军的关系护送来的;有的是从国外辗转归来的;有的在路上遇到敌人袭击身负重伤, 甚至牺牲在奔赴延安的途中。对党的忠诚, 对延安的向往, 使代表们历经艰险汇聚到了宝塔山下。

1942年1月13日, 刘少奇正在主持中共华中局会议时, 中共中央通知他回延安参加七大。当时, 华中局的同志为了挽留刘少奇, 曾给中共中央回电说:“倘七大会期仍未最后确定或大会于短期内事实上仍不能举行, 则我们仍主张少奇同志不急返延安而留在华中领导工作。倘大会已确定举行, 则少奇同志然在华中局扩大会后于2月底或3月初始能动身。”

中共中央没有同意华中局的要求, 于1月21日坚持要刘少奇返回延安, 并让他顺道解决山东问题。

刘少奇赴延安之行牵动着毛泽东和党中央。考虑到从苏北到延安千里迢迢, 中间要经过许许多多日军和国民党的占领区, 安全是个大问题。毛泽东极为关注和重视。

2月13日, 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陈毅、刘少奇:“少奇返延, 须带电台, 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20日又来电强调:“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 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 须加挑选与训练。”一口气连用了三个“须”, 既可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战友情深, 又可见当时形势之严峻、情况之复杂。

后来, 毛泽东想到刘少奇要经过华北根据地, 又给在华北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发出电报, 要他派人调查华中到华北沿途道路安全情形。3月21日和六七月间, 毛泽东又数次给刘少奇发出电报, 嘱咐:每次出行, “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

毛泽东对刘少奇赴延之行, 如此操心, 又如此细心,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说, 这在毛泽东一生里是非常少见的。

3月19日, 刘少奇等人动身, 穿越日伪军严密封锁的陇海路, 于3月底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

刘少奇在山东期间, 顺利解决了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人之间的团结问题。毛泽东曾在7月初又给刘少奇发电报, 说:“我们很希望你来延并参加七大, 只因路上很不安全, 故不可冒险, 在敌后要以依靠军队为适宜。你的行止, 以安全为一, 工作为二。”

7月下旬, 刘少奇离开山东抗日根据地, 向陕北进发, 于12月30日到达延安。

陈毅是在1943年11月从华中抗日根据地赴延安参加七大的。当时, 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为了打击和排挤陈毅, 发动了“黄花塘事件”。事后, 饶漱石给毛泽东、刘少奇发去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在电报中, 饶漱石首先挑拨陈毅与毛泽东、刘少奇的关系, 接着又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实, 攻击陈毅。饶漱石在电报的结尾要求中共中央:“速决定特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为了把陈毅拱走, 饶漱石还蒙蔽和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批评陈毅。

陈毅也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了事情的经过, 并着力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 表达了团结工作的愿望。

11月8日, 毛泽东复电陈毅并告饶漱石:“此次是不好的, 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的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 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 现既然有此种情形, 而其基本原因, 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 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 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的重大问题, 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其它问题等, 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 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 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 其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 七大后仍回华中, 并传达七大方针。”

11月25日一早, 陈毅踏上赴延安的路程, 经过3个月的跋涉, 于1944年3月7日抵达延安。3月16日, 华中局和新四军出席中共七大代表团成立, 公推陈毅和张鼎丞任正、副主任。

彭德怀和刘伯承是1943年9月一起去延安的。他们去延安是参加整风运动, 之后留在延安参加了七大。刘伯承任晋冀鲁豫代表团主任。其他根据地的领导人贺龙、聂荣臻等也先后来到延安。

南方各省七大代表奔赴延安, 历尽艰辛。1939年11月, 香港党组织选出的七大代表有钟明等5人, 分两批先后进入东江游击区, 由东江纵队派人护送到韶关, 与广东省委选出的七大代表古大存等会合, 组成广东代表团。随后, 广东代表团成员分别化装到桂林, 在八路军办事处集中, 换上了八路军战士的军装后, 乘新四军派来的军车到达黄山附近的太平镇。由于前面没有公路, 代表们徒步翻越黄山, 先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后又转移到中共中央东南局驻地丁家山。在这里, 他们与浙江、广西、湖南、江西、福建、上海、闽粤边、苏南等9个地区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共41人会合。根据东南局的指示, 七大代表们组成了临时党支部, 古大存任书记。这时, 中共中央给东南局来电指示, 由于局势恶化, 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 南方各省出席七大的代表不宜走西安等后方大城市, 而要走敌后根据地到延安。这样, 南方各省代表奔赴延安便更加困难。

1940年1月, 新四军反“扫荡”取得胜利, 铜陵、繁昌先后被攻克, 七大代表北上的道路已经打通, 东南局让七大代表立即出发, 经敌后根据地到延安。为保密起见, 东南局规定这支由代表组成的队伍对外称“服务团”, 指定古大存为团长。

1月20日, “服务团”在新四军军部一个连的护送下, 从芜湖乘坐两只大木船, 绕过日军的巡逻艇, 渡过长江。之后, 他们又随罗炳辉的部队夜间越过津浦路, 辗转行军, 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半塔集。当时华中局也驻在江北指挥部里。华中局书记刘少奇给“服务团”每个人送了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作为他们学习的理论课本。

“服务团”在半塔集停留了半个月后, 又向皖东北挺进, 两渡古金河, 夜行百里越过陇海路, 经过台儿庄, 抵达鲁南山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抱犊崮。经过一个星期的休息后, 一一五师派老六团团长贺东生率一个加强连护送“服务团”去鲁西地区。在离大汶口不远的一个村子里, “服务团”遭到了伪军的包围袭击。这天一早, 钟明起来到外面查看动静, 发现敌人的迫击炮弹已打到隔壁院子里。在行军路上, 钟明负责医疗工作, 并分配了一个卫生员随他保管药品。这些药品是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城市采购的, 钟明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发现敌情后, 他立即返回驻地找到卫生员一起收拾好药箱。但是, 当他们冲到村口时, 贺东生已带着大部分人员冲出村子, 村口已被敌人的机枪封锁了。钟明只好和卫生员往回走。路上, 他们又碰到一位掉队的同志。和队伍失散后, 钟明等3人并没有惊慌, 他们机智地翻越后墙, 躲入玉米地里;后在群众的帮助下, 找到游击队。当天晚上, 在游击队的护送下, 回到了“服务团”。

钟明等人安全归队, 使同志们惊喜万分, 激动得互相拥抱, 热泪直流。原来, 大家都以为钟明等在敌人袭击时牺牲了。古大存更是心情沉重, 还准备打电报向党中央报告, 引咎接受处分。钟明知道这个情况后, 立即向党支部汇报了掉队的经过及以后的情况, 并作了自我批评。

大汶口遇险后, “服务团”又继续赶路, 跑步前进越过津浦铁路上敌人的填充锁线, 经泰西、东平、湖西、鲁西、进入冀南根据地。8月, 冀南军区派一个团护送过平汉路。平汉路是“服务团”赴延安途中最难逾越的一道封锁线。第一次过平汉路时, 部队刚接近铁路, 就被日军发觉。由于行动暴露, 只好暂时撤退。过了10多天后, 冀南军区派出一个营, 再次护送“服务团”过平汉路。营长带一个突击组, 迅速摸到哨所前, 解决了敌哨兵。“服务团”立即跑步越过铁路, 一口气跑了十几里, 进入冀西武安山地区。随后, “服务团”又在部队的护送下, 到达八路军总部。当时正是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的后期, 八路军部队经常转移, “服务团”西去的路线因敌人的严密封锁而无法通过, 他们只好等待时机, 随同总部转移到太行山区。

9月, 徐向前由山东经八路军总部去延安, 总部派了两个团护送, 准备一旦在通过同蒲路和汾河封锁线发生情况时就硬打过去。总部让“服务团”和徐向前同行。在从八路军总部到延安的途中, “服务团”连闯5道封锁线, 有时一个晚上要行军70多公里。12月26日下午, 经过艰苦跋涉的南方各省参加七大的代表, 终于到达延安。其中广东代表从1939年12月底算起, 整整历时一年, 跨越11个省, 行程万余里, 可谓一次艰苦的“长征”。南方各省代表尽管历尽艰险, 又险象环生, 但是在新四军、八路军的掩护下, 41人全部安全抵达圣地延安, 无一人减员。

离陕北根据地较近的晋察冀七大代表, 赴延安参加七大途中也同样历经危险。1940年4月, 根据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决定, 北岳区党委、冀中区党委、冀东区党委选出的七大代表在阜平县集中组成一个行军大队, 由赵振声 (李葆华) 等带队赴延安参加七大。途中, 为了避免与敌人遭遇, 代表们只能走山路、走小路, 夜行军。行军非常困难, 平均一天走六七十里路。但大家想到能赴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七大, 都不怕苦, 不怕累, 情绪很高。

按照行军计划, 队伍将从太原市西南白水镇通过铁路。那天晚上, 他们通过了铁路后, 沿着山路继续向前走。不久, 日军发现了他们, 在山顶上疯狂地向他们射击。这是晋察冀代表此行遇到的一个突发情况。当时, 他们紧急从山路上撤下来, 从山沟里突围。由于敌人不知虚实, 没敢追击,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场战斗使晋察冀七大代表损失较大, 有的代表被打死, 有的被打伤, 有的被俘。天亮后, 幸存的代表们才陆续突围出来。然后, 又经历几次险境,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 晋察冀边区的七大代表于6月底到达延安。

据档案资料记载, 新四军和皖南地区代表们的遭遇很为惨烈。他们一行24人, 在到达安徽无为时, 被国民党扣押起来, 最后全部被杀害。

到1945年4月, 出席七大的代表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宝塔山下。一时间, 延安群星璀璨, 几乎中国现代史上所有革命精英都聚集在这里。当时延安的条件很差, 大批的七大代表到延安后, 由于没有大的招待所, 代表们除一部分住到中共中央党校外, 其余的分散住在附近的机关、部队、学校里。尽管到延安后住得很简陋, 吃得也很简单, 但来自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的代表们毫无怨言。他们来到延安, 看到了延安的新气象, 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因此, 他们怀着兴奋的心情, 等待那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

会议许多珍贵瞬间被永恒定格下来

这次大会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 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 而为大会摄影的任务就落在了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的肩上。

为了拍好会议, 电影团负责人吴印咸于会前就赶到了会场, 了解拍摄条件, 反复研究, 确定拍摄办法。

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胶片的来源在几年前就已经断绝了, 但吴印咸一向节约使用胶片, 并特意留有备用, 所以, 每当中共中央的重要会议召开时, 他仍能使用仅有的一些胶片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记录下来。

为节约胶片, 吴印咸首先了解了大会的主要议程, 精打细算胶片的数量, 从开幕到闭幕做了仔细而周密的拍摄安排。从任弼时主持开幕, 毛泽东作《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到最后毛泽东所作的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 每个重要的议程和会议瞬间, 吴印咸都没有放过。

会议期间, 吴印咸和电影团的同志们忙得不亦乐乎, 有的盯着电影机、有的拿着照相机, 担当起为大会既拍电影又拍照片的双重任务。

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 礼堂内主席台的位置光线很暗, 也没有照明设备, 对于缺少闪光灯的吴印咸来说是个不小的困难。既要拍好大会的全景, 又要拍好大会主席台的近景, 还要拍好领导同志报告时的特写镜头……怎么办呢?他开动脑筋, 采取相应措施, 最终保证了拍摄工作的顺利进行。

拍摄参加七大的中共领导人时, 吴印咸独具匠心, 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 使拍摄的照片既反映了人物的真实面貌, 又突出了每个人物发言时的不同特点。

会上, 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使与会代表对中国的革命形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对革命的前景更加充满信心, 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吴印咸一边聆听着毛泽东充满智慧的话语, 一边还在不停地忙碌着, 他既用摄影机又用照相机, 多角度拍摄下了毛泽东富有表现力的手势和神情。

在拍摄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 吴印咸从侧面取像, 将刘少奇身旁的一束鲜花纳入照片中, 使这幅简单的人像摄影具有了艺术的美感。几十年后, 这张照片被印制成邮票, 成为人们收藏的珍品。

当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时, 吴印咸将朱老总置于画面的左方, 使主席台上的领袖群像巧妙地成为照片的背景, 不但突出了人物, 而且显示了拍摄的事件背景。当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时, 吴印咸大胆地采用了仰拍的手法, 画面上部留出了大面积的空白, 顶上一盏明亮的灯光进入了照片的左上角, 使照片带上了浓厚的象征意义:中国人民的革命是在指路明灯———中国共产党的照耀下前进的。

众多照片中, 七大全景的那张照片最费心思, 也是流传很广的照片之一:醒目的标语和横幅, 庄严隆重的大会场面, 毛泽东主席站在主席台上讲话, 党的领导整齐地端坐在台上, 代表们在台下认真聆听……

这张全景照片, 看起来好像是用广角镜头拍摄的, 其实, 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 吴印咸手中只有几部老式相机, 而且都是固定的标准镜头, 根本不可能拍出如此宽阔的场景。吴印咸就想了两套招数：一种方法是拍单幅的照片, 二种方法是用拍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法———接片来对照片进行处理。后来进行照片对比, 人们一致认为还是接片的效果较好。

历时50天的会议, 吴印咸天天泡在会场上, 就连吃饭、睡觉也想着拍摄工作。当他拍摄完最后一个镜头时, 整个人足足瘦了一圈。吴印咸率领电影团的同志们终于成功地把七大的全部过程记录了下来, 使今天的人们能够看到这些珍贵的历史画面。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党的代表大会的影片资料。

七大的历史照片除了经常可以见到的那些会场照片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在主席台上的照片以及一些代表在会场外的照片之外, 还有一张珍贵的全体代表合影。

现在保存下来的七大代表合影, 前面的代表是盘腿而坐, 中间有两排高低有所不同的木板凳, 可以辨认出来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冈野进、徐特立、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等人, 或坐或站, 他们的前面挤着三四排人。刘少奇、张闻天、陈毅、任弼时、叶剑英站在毛泽东等人的后面一排。很高兴的是朱德, 满脸笑容。相比之下, 其他人的表情就比较庄重而严肃了。

受当时条件局限, 这张合影没有发给每位代表。七大代表750多人, 加上工作人员将近1000人, 给每人加洗一张照片是一个极大的数目。所以, 几乎没有一位七大代表得到过这张照片。当时能看到这张照片的也是极少数。直到新中国成立, 博物馆陈列出这张集体合影时, 一些七大代表才第一次看见照片上的自己。中直代表团的代表赵毅敏回忆说, 照相时中直代表团坐在前边, 这也是很优待的事情了。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担任延安县委书记的七大代表王丕年, 白天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开会, 晚上回西北局保安处住或回县委。因为工作比较多, 大会中间有时休会, 也回县委去。这样, 他连全体代表照相都没参加成。因为回县委去了, 不知道要照相。后来知道了, 非常遗憾。这样说来, 这张合影可能是利用大会休会时, 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完成的。好几百人照相, 要把队伍整理好, 也是很不容易的。

牵挂选举结果的毛泽东来到计票现场

大会在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相结合的基础上, 经代表们充分酝酿和讨论, 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 包括王明等几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

高扬文作为太岳区的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以前, 高扬文被推举为计票员。投票之后, 几个计票员正在后台忙碌地统计每位候选人得的票数 (当时没有计算机, 只能把候选人的名字写在黑板上, 一个人口念, 另一个人在候选人名下写“正”字) 。这时, 一个身躯高大的人突然出现在计票员们面前, 大家抬头一看, 原来是毛泽东主席来到了他们的工作现场。

计票员们个个惊讶不已, 连忙给毛主席让起座来。

毛主席从容地坐了下来, 笑容满面地对大家说:“你们辛苦了。”接着, 毛泽东详细问起每人得票的情况。

大家将已经计算出来的票数向他做了报告。他又很关心地询问洛甫与博古的得票情况, 还特别问了王明的得票多少, 能不能选上中央委员。因为票数还未统计完, 计票员如实作了回答:“张闻天得票还可以, 而秦邦宪和王明得票少, 能不能选上还很难说。”

毛泽东沉思片刻, 然后说:“最好能选上。”略作停顿, 毛泽东又说:“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 犯了错误的人也有代表性, 起码代表和他一起犯过错误的人。我们不要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 而要团结他们。犯了错误, 改了就好。”

毛泽东平静地坐在那里, 耐心等待着计票员们把选票统计完毕。

当毛泽东看到秦邦宪 (中委倒数一名) 、王明 (中委倒数二名) 终选上中央委员时, 显得十分高兴, 他对计票员们说:“这就好了, 七大真正成为一个团结的大会。”

毛泽东主席为什么这样关心洛甫 (张闻天) 、博古 (秦邦宪) , 尤其是王明能否选上中央委员呢？

原来, 七大以前代表们学习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弄清楚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掌握了党的领导权, 使党和红军受到惨重的损失。洛甫在会上作了检讨, 给了代表们一个较好的印象。对博古的检讨, 代表们不很满意。而对“左”倾路线的主要代表王明更是恨之入骨, 特别给他提了很多意见, 谁也不想投他的票。对于博古进入中央委员会, 许多人也想不通, 会前党中央、毛主席一再做代表们的思想工作, 说明选上他们对团结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人有好处。

毛泽东在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解释说: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 对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手推开, 只要他们承认错误, 并决心改正错误就行了。毛泽东还在另一次会上这样说:这些人的错误, 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 经过整风, 已经把问题弄清楚了, 就不应太着重个人的责任。经过反复做工作, 代表们的思想上才有所改变。即使这样, 仍然有一部分代表表示决不投王明的票。

过去, 毛泽东也说过, 批判陈独秀时有些偏重个人责任, 而对总结经验不够。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 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正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毛泽东才很关心王明能否当选, 亲自来到后台了解情况。足见, 毛泽东能够如此宽宏大量, 不计较过去曾经受过“左”倾路线的打击, 而以党的利益为重, 以团结为重, 体现了何等的高风亮节。

中央委员的选举本来是45名, 但王稼祥的票数没过半数而落选了。党中央、毛泽东对王稼祥的功过有正确的评价, 在选举中央候补委员时有意将王稼祥列为第一候选人。毛泽东在给代表们做工作时说:王稼样同志犯过路线错误, 但他是有功劳的。在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中, 他提出过正确意见, 遵义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 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同志对共产国际的意见作了正确的传达。选举结果, 在33名中央候补委员中, 王稼祥名列第二。

可以看出, 毛泽东知道了选举的结果, 心情舒畅, 便又起了较浓的谈兴。毛泽东与高扬文拉起了家常。他首先询问了高扬文的名字。高扬文回答说, 名叫杨文 (这是当时的名字, 未加高姓) 。

毛泽东微笑着说:“你的名字很好, ‘杨柳、文章’。”顿一顿, 他又说:“杨树、柳树都是好树种, 特别是柳树, 把树枝插到地下, 就会生根成活。抗战胜利了, 我们在延安的干部就要大批出去工作, 你们要像柳树一样, 不管到什么地方, 就要到那里生根, 和当地的干部、人民一起, 把革命工作搞好。”

毛泽东的这一番教导, 对高扬文启发很大, 影响了他一生的信仰和工作态度。

毛泽东和大家一面交谈, 一面在后台共用便餐, 一起吃了一顿红烧肉。

七大始终充满民主、团结、融洽的气氛。王稼祥、关向应等同志因病不能到会, 为了充分发扬民主, 毛泽东亲自指派人将会议精神带给他们, 请他们提意见。

保卫工作细致缜密而天衣无缝

这次会议, 不仅规模大, 而且时间长。七大前, 日军的飞机多次飞临延安上空轰炸, 军民伤亡较大。

鉴于此, 为了保证七大会议的顺利召开, 保证与会领导和代表们的安全, 在大会开幕前夕, 党中央特地调集了防空部队, 加强了安全保卫工作。

中央警备团于1945年2月底, 冬季训练结束后, 就开始做迎接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央警备团组织部队整修了杨家岭的防空洞, 构筑了从会场通往防空洞之间的防空掩体。警备团还在严寒时节, 抢时间, 争速度, 修理了枣园至杨家岭之间的延水桥, 保证中央领导同志和与会代表每日往返顺利过河开会和活动。

在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副秘书长李富春领导下, 成立了大会秘书处、总务处、临时警卫处。中央社会部的陈龙和中央警备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吴烈负责警卫处的工作。

警卫处下设内勤组、警卫组、防空指挥组。内勤组由中央机关警卫科长杨时负责, 担任会场内部的招待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随身警卫。警卫组由第一营营长刘辉山、教导员莫异明负责, 担任礼堂门卫、会场周围、代表驻地、往返路线上的巡逻任务。防空指挥组由二营营长罗滋淮负责, 担任对空监视和驻地周围山上的警戒。延安城内、南区、东区代表们经过路线的巡逻警戒, 由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周兴处长负责。

这次大会是公开进行的。因此, 会场就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军进行破坏活动的重要目标。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军进行破坏活动, 警卫处根据大会会址杨家岭中央礼堂周围的地形和社会治安情况, 采取了对外严密控制, 加强对空监视和巡逻警戒, 对内加强中央领导的随身警卫。

警卫处在礼堂各大门和沿围墙以外的各山头、高地等要点, 布置了内、外两层警戒, 构成严密的警卫网。同时, 在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通行的路线上, 增设了固定的和游动的巡逻哨。担负这次大会警卫的一连负责会场开大会和举办各种晚会的核心警卫, 以及礼堂各大门的检验入场证件、检查修理防空洞和杨家岭、延水桥的警卫。二连、三连分别担负杨家岭礼堂围墙以外的山头、后沟隐蔽地点的控制, 代表驻地、往返路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警戒任务。

高射机枪连重点布置在杨家岭、清凉山周围山头上, 专门担负防止敌机空袭和对空射击任务。

骑兵连担负中央领导和代表经常通行的路线巡逻、护送等任务。除此之外, 吴烈还挑选了会游泳的战士负责涉渡延河去新华社和解放日报递送大会文件等工作。有时延河水猛涨, 桥梁受到威胁, 担任守桥任务的战士纪永常、李建国、杜林森等战士, 冒着生命危险, 下河与洪水搏斗, 抢修和保护桥梁。战士王更臣同志在河宽、浪大、水流急的情况下, 经常不分昼夜地涉渡延河, 递送文件, 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文/武文笑）

出自：《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