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组织介入突发事件应急，是对政府应急失灵和市场应急失灵的重要补充。基于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构建“组织主体-应急功能”的分析框架，考察社会组织介入应急的优势、存在的困境及改进策略。具体分为三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从“普遍主义-特殊主义”角度看，社会组织介入应急具有特殊功能，既体现一般的组织功能，也体现它们特有的应急优势特色；二是从“主体能力-过程能力”角度看，社会组织内在应急能力的构成涉及不同要素的能力和不同应急环节的能力；三是从“外部赋权-内部增能”角度看，外部需要从社会系统四位一体角度赋权社会组织介入应急能力，内部需要从理念、规制和专业实力强化角度增强应急能力。

关键词：社会组织；功能特色；应急能力；普遍-特殊；主体-过程；赋权-增能

中图分类号：D6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23)01-0106-09

作者简介：颜烨，应急管理大学(筹)华北科技学院校区安全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应急管理、社会结构、社会建设与治理。

王爱军，黄河科技学院法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组织作为主要社会力量之一，是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是政府主导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合作者，是组织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社会组织介入突发事件应急事务，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价值，值得深入探究。

社会组织在汶川大地震赈灾、新冠疫情防控、郑州大水救援等诸多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迅速介入灾中应急救援及灾后恢复重建的中国社会组织有300多家，300多万志愿者奔赴灾区救灾，后方志愿者则超过1000万人，震后慈善捐赠金额超千亿元。因此，2008年也被称为“中国志愿者元年”(或称“公益元年”)。[1][2][3][4]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中，众多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和协助行动，截至当年5月31日，累计社会捐赠资金约389.3亿元、物资约9.9亿件，累计拨付捐款资金约328.3亿元、物资约9.4亿件；此外，全国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在全国65万个城乡社区，日夜值守进行疫情防控。[5]2021年河南郑州、新乡等地发生特大暴雨洪灾，据不完全统计，参与此次河南特大洪灾救援的民间救援队有近800支，志愿救援队员超过3万名，其中有不少外地救援队都是自发自费赶赴河南。[6]

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查询，可知应急类社会组织发展的总体情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7]：名称使用“应急”检索，搜到1103家组织；名称使用“救援”“紧急”检索，搜到1995家组织；名称使用“消防”检索，搜到766家组织；名称使用“灾害”“灾难”检索，搜到46家组织；还可以使用点击查看“全国慈善组织”，共有9909家。

随着高风险社会灾变的不断发生，社会组织的应急能力建设格外重要，强化“应急社会组织”成为必要。那么，社会组织介入应急事务，与其他社会力量相比，有怎样的特色功能；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特殊应急能力？在当今中国，社会组织介入应急、强化应急能力，面临哪些制约因素和难题，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应急能力提升和改进？这些是亟需探讨的问题。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视角

(一)社会组织的界定

不同学科对社会组织的界定不同。在社会学上，有两种界定：广义的社会组织是指人们从事共同活动的所有群体形式，包括民族、家庭、秘密团体、政府、军队、学校等；狭义的社会组织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的共同目标而有意识地组合起来的社会群体，如企业、政府、学校、医院、社会团体等。[8](P218)后者其实是明文规定的正式社会组织。美国学者萨拉蒙认为，社会组织是一个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自愿性的社会团体[9](P3-4)，是介于政府组织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公益性组织。国内社会组织学者王名着眼于人类活动的国家-经济-社会三分法(对应于国家、市场、社会体系)，将社会组织界定为社会体系中的社会组织，以区别于国家体系中的政府组织和市场体系中的企业组织。他认为，这类社会组织是由各个社会阶层的公民自发成立，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志愿公益性或互益性的多种组织形式及其网络形态的总和。[10](P7)这类社会组织在实践话语中，是真正意义的“社会性”社会组织，有人称之为“社会力”。[11]本文所要研究的即是这类社会组织，即指为了实现一定的社会性目标(但不以营利或公共行政为目标)，按照一定的自我规制而自行、自愿建立起来的社会群体，通常又被称为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新社会组织乃至于一些社会关系网(血缘乡土等伦理人群)等(这里不包括“社区”这类社会性聚居组织)，包括中国民政系统所包含的非参公类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

关于社会组织介入应急，国内外学者均有一定的探索。有学者分析认为，国外研究社会组织介入应急事务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救灾相关的社会组织基本信息、救援项目介绍；二是社会组织与应急救援社会组织的关系、功能作用研究，以及社会组织与国际组织人道主义救援的关系研究；三是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作用研究。[12]

(二)分析视角与框架

要对各类社会组织的功能作用、面临的难题和能力建设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构建“组织主体-应急功能”的分析框架(如图1)，对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应急主体的特色功能、内在能力、内外困境及其能力强化进行具体分析。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结构决定功能：结构不同，功能则不同；反过来，功能发挥异常，必将反促结构改进和优化。[13](P321-323)这会涉及三个具体的分析(小)视角：第一，为了分析社会组织的功能特色，需要通过从社会组织一般性社会功能与特殊应急事务功能进行思考，从而观测其在应急事务中的优势特色，即选取社会学上所谓“普遍主义-特殊主义”的关系视角；[14](P54-76)第二，为了分析社会组织内在特有的应急能力结构，需要将其拟人化(人格化)，即作为应急社会主体之一，它们在应急的各个环节中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能力和特殊的能力。因此，需要建构一种“主体能力-过程能力”的分析视角；第三，结合当代中国社会组织介入应急实践的状况，需要分析影响其应急行动和能力建设的内外影响，从而可以建构一种“外部赋权-内部增能”的分析视角。这三个方面具有一定的逻辑演进关系，具体在后面各个部分论证阐述。

图1分析框架与内在三类具体分析视角的关系构成

三、社会组织介入应急的特色功能与内在能力构成

社会组织之所以存在和兴起发展，在于它有一定的社会(正)功能。其正功能的理论基础就是政府-社会关系、企业-社会关系的理论。社会组织一方面弥补“政府失灵”，一方面弥补“市场失灵”。这里我们主要着眼于社会组织介入突发事件应急的具体功能来进行解析。各类社会组织因其本身服务功能特性不同、规模不同，因而在应急事务中就具有不同的应急功能。而且，还有一类专门的应急社会组织，其应急功能是全面的。[15]不同于一般社会功能，社会组织的应急功能往往是在社会服务过程，尤其在介入一场应急活动中显现的。这里，我们基于“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视角[14]，对社会组织的应急功能及其特色作一阐述。

(一)社会组织介入应急的特殊功能

1.社会责任的普遍主义：应急介入和协作功能

任何一个组织，都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这是普遍主义的责任，社会组织也不例外。在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介入、参与突发事件或当事主体的应急协作和配合，不分灾种，这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责任，有可能其财产、场地被临时征用，也有可能需要他们临时编组参与运输、物资链接、善后恢复重建工作。尽管带有被动性，但在大灾大难(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赈灾、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面前，一些社会组织如慈善组织、社工机构、心理咨询组织、应急救援会组织等，主动自发、自觉介入和参与服务；还有一些经济功能导向的社会组织，主动捐款捐物；等等。这些都体现主动意义的博爱精神和普遍责任。

2.特定活动的特殊主义：应急规划和全责功能

在现代社会，任何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尤其是大型活动，一般要按照政府要求或法规标准，主动制定应急方案和行动规划，报备相关部门，并且对整个活动从筹备到开展到结束，担当全方位、全过程的应急和安全保障责任。这是特别活动的特殊要求。全方位包括人员、设备设施、场所或环境的应急(安全保障)责任；全过程包括预防、准备、响应、善后应急(安全保障)责任。

3.普遍与特殊的混合式：应急组织的全程功能

这主要是指专门应急类社会组织如民间应急救援队、慈善机构、应急志愿者机构等理应具备的全部应急功能，既是普遍主义的，也是针对特定灾变场景的特殊主义应急功能。但他们不分灾种，全灾种、全过程发挥应急功能，即因应他们的专业化应急，包括专业性减灾预防、专业性应急准备、专业性应急响应、专业性善后应急(安全保障)功能。

(二)社会组织介入应急的特色优势

1.专业优势与应急精准性

任何社会组织从一开始，都将专业性、职业性、专门性视为其存在的根基和“生命”价值，因而它比政府机构更具专业优势。专注于专业，成为当代社会组织繁荣发展的时髦话语。社会心理组织、社会工作机构、慈善职业组织、医卫组织、技术中介服务组织等，富有专长。这就决定它们能够迅速进入应急现场、参与应急事务，起到其他政府部门、其他社会组织起不到的作用。因为突发事件原因复杂、需要应对解决问题的手段多样，应急全在于“急”。这些专业化的社会组织能够有的放矢，“精准施策”击中肯綮，“手到病除”“立竿见影”，而不是忽左忽右找不到“病灶”以至于贻误救援时机。

2.进退灵活与应急高效性

现代社会组织没有像政府或企业那样设置科层制运行模式，基本上是以轻巧型规模为主，几十人的居多，即便规模大的组织在各地设有分支机构，其分支机构也基本以在地性活动为主，而且绝大多数是扁平化管理结构，应急决策信息上下直达。因而对于应急事务，一般着眼于组织本身的专业能力，能干则进，不能干则退，进退灵活，非常高效，适合于为急而应的应急环节和运行方式。

3.亲民资本与应急便捷性

社会组织主要源于民间，由公民自发组织和开办，因而它天生具有草根性，没有政府繁多的审批程序，也没有企业营利性的尴尬，很容易与当事主体或灾民直接沟通互动，这样更方便于应急解决问题。此外，社会组织长期与当地当事主体或灾民在一起，形成了相互信任的关系网络，对在地情况比较熟悉，即亲民的“社会资本”是快捷应急的天然“要素”，能够与灾民一道就近、迅速、快捷收集信息，快速找到事件事故的原因和风险点(地点或方位)，便于快速化解风险、抑制灾变后果进一步恶化，实施群众自救，体现“应急”与“便捷”的交互性特点。

4.公益法则与应急合德性

社会组织本身是一种自愿性、志愿性的公益组织或互益组织，秉持利他主义原则服务社会；这种公益法则和理念化的行动，具有合理性、合规性；而且，在中国，各类社会组织基本上是登记注册的合法性组织，因而他们行使道义上的应急服务行动，无疑具有合法性，即便有时无序参与，但其合德性、合法性不容置疑。

(三)社会组织应急能力的内在构成

1.基于主体-过程的“复合轴承模型”能力体系

这里，我们借用帕森斯社会系统理论[16](P37-62)，构建社会组织系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4个子系统及其应急能力，即“四位一体”的“主体能力”。同时，借鉴应急管理学界将应急管理过程分为灾害预防、应急准备、应急响应、善后恢复4个环节的做法[17](P2-23)[18](P342)，构建起社会组织介入应急事务的“过程能力”。这样，基于“主体能力-过程能力”框架，我们对社会组织内部应急能力体系和内容设计为一个“复合轴承模型”，如图2。

这一模型包括主体要素(四位一体)的4种能力(功能)和应急管理4个环节的16种细分能力。基于主体要素的能力是基本条件能力，基于应急管理环节的能力是具体事项承担能力。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基本条件能力决定社会组织介入应急的具体事项承担能力。这一图形整体上表达社会组织是一种灵活滚动的应急社会主体，比政府或社区更为灵便应对灾变的主体。其中，内部4个小“轴承”作为组织内在要素，是具有内驱力的传动要素，带动外边16个小“轴承”参与不同应急环节。当然，对于一般社会组织不是全部具备这些能力，但对于应急类社会组织应该具备这样的全部能力。

图2社会组织介入应急的能力体系的“复合轴承模型”

2.基于社会要素的社会组织的应急能力构成

这是基于前述帕森斯的系统论来分析[16]，大体包括：(1)组织的应急适应能力(Adapt)，即一个社会组织要有自己必备的经济财力、技术装备硬件、员工救援保险保障等，才能适应应急事务的需要和介入；主要包括外围(减灾预防和应急准备)环节的风险辨识能力、技术装备能力、筹集募资能力、预警能力、保障能力等；(2)组织的应急达鹄能力(Goal)，即通过组织管理和控制，实现应急目标的能力，具体对应和包括外围(应急响应)的动员能力、响应能力、施救能力、指挥能力、管控能力等；(3)组织的应急整合能力(Integrate)，就是把内部员工和外部相关力量聚合起来，介入应急救灾事务，对应和包括外围(应急响应和恢复)的合作能力、沟通能力、复原能力等；(4)组织的应急维续能力(Last)，即维持组织应急行动可持续性问题，最主要的是包括外围(恢复与预防)的公益理念和责任意识、学习反思能力、评估咨政能力等。

3.基于应急环节的社会组织的应急能力构成

从应急管理四大环节看：(1)减灾预防环节包括：辨识能力，对风险点及其程度的辨识；预警能力，即对灾难来袭前具有一定预警能力，社会组织应包括必要的预警技术手段；公益责任意识，即普遍树立“应急公益”理念，将应急介入视为一种公益、一种社会责任、一种内驱能力。(2)应急准备环节包括：专业能力，即组织应具备一定的应急专业技术和装备；筹资能力，既包括准备阶段的募集筹资和物质准备能力，也包括灾后恢复重建的救灾募集能力；保障能力，指社会组织尤其应急类社会组织必须保障救援员工的行动安全，为之进行保险投入等。(3)应急响应环节包括：响应能力，指社会组织能否快速行动、快速组织起来等；动员能力，即快速动员组织内部员工和相关外部居民介入应急救援，动员方式包括灾情通报、法规政策宣传、知识科普、组员入场、发动捐赠、灾前演练、社会运动等；施救能力，具体进入灾变现场抢险救灾，也包括救援员工自救能力，主要指应急类社会组织具备这种技术含量高的特质；指挥能力，社会组织配合临时应急指挥部组织、指挥人财物的调配、运送等；管控能力，主要指社会组织对员工和相关居民行为控制、舆情控制、局面控制等；合作能力，主要指社会组织与政府或临时应急指挥部、专业救援组织、受灾居民等的协调合作；沟通能力，主要指社会组织与内部员工、外部力量之间的常态沟通和应急沟通，主要是临场应急信息沟通。(4)恢复重建能力包括：复原能力，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组织尤其有应急类社会组织基于自身社会服务范畴和方向，参与灾区恢复重建，体现组织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学习能力，主要指社会组织通过灾后评价、反思和不断学习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不足和弱点进行修复整改和完善，以备将来之用；咨政能力，社会组织应该在灾中或灾后通过评价反思，对政府、对企业、对自身及其员工开展应急事务的政策建议和咨询。

四、制约社会组织介入应急能力增长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从“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检索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全国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共达90万家，其中，专门应急类社会组织3900多家。[7]但它们在应急功能发挥和应急能力提升方面，仍然存在内外部诸多难题[19](P149-176)，亟需疏解困境、提升能力。

(一)社会组织介入应急能力较弱的外部困境

从理念、规制和支撑等角度看，大体有几方面因素。(1)现代应急公益文化缺失。公益是一种公共行为，捐受时空分离，是“普惠制”理念。目前一些社会组织看重的是，介入应急服务公益事业给自身带来的社会影响和广告效应，本身缺乏内在的公益诚信。这就使得全社会应急意识淡薄，应急文化氛围不够浓郁，社会“大应急”理念无法形塑。[20][21](2)准入门槛影响应急介入。中国对社会组织创办一直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对规范社会组织管理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组织发育和发展。(3)身份歧视挫伤应急热情。一方面，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难以取得较为一致的身份资格；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内部员工身份和待遇也相对较低。(4)组织资金来源渠道不畅。在中国，政府对纯民间性质的公益组织资金供给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政府采购、外包委托没有确定机制；社会捐助不够，应急救援捐赠动力缺乏。(5)社会监督机制较为缺失。公众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机制，面对他们运转违规时，公众显得束手无策，尤其是在受益人不确定时，利益相关者或公众更是无能为力。这就影响公众对社会组织介入应急的看法，反过来降低社会组织介入应急事务的热情。

(二)社会组织介入应急能力较弱的内部掣肘

从人财物和规制等方面看，大体有如下因素。(1)发展资金不足制约应急介入。中国社会组织自身发展乏力，除了外部支撑不足，内部的自创性服务收入太低，影响介入应急的热情。(2)人才资源瓶颈掣肘应急介入。社会组织人才在户籍、工资、福利、社会保险、人事代理、奖励、培训、职称等诸多方面，经常遇到无法可循、无规可依、有规难依的困惑；内部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教育培训开发不够；员工工资待遇较低，还存在工资福利有拖欠、克扣现象，降低员工连续为组织目标奋斗的热情；应急专业资深员工流动率过高，阻碍组织的发展。(3)社会信任不足折抵应急声誉。社会公信力是社会公益组织的生命。在具体实践中，有的慈善组织打着公益服务幌子，进行营利性商业活动和分红；有的规避纳税义务；有的利用政府相关授权搞特权垄断设卡拿要、乱收费，甚至组织内部管理官僚化，利用专业权威或垄断地位牟利。总体而言，现代化的治理结构尚未形成。(4)应急法规应急素质缺乏。目前，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应急救援缺乏具体法规制度保障和约束，缺乏统一组织指挥和调配。有些社会组织救灾方式不当、物资分配不均衡、与政府缺乏必要沟通，应急救援低效无序。有些社会组织并不具备应急能力和素养，对突发性事件比较茫然，甚至于不知所措。一些社会组织缺乏科学施救知识、技能和科学方法，也没有现代化的设备设施，有时候出现施救者反而被困，甚至牺牲生命的情况。即便一些专业应急社会组织，也一度存在组织化程度不高、应急救援灾种和专业单一、持续性应急救灾能力不足等问题。[22]

总之，社会组织介入应急事务，存在“外部问题内部化”与“内部问题外部化”的双重困惑。前者是指社会组织的外部政策及环境限制其发育壮大，以及外部监管机制缺失，导致组织内部资源机会紧张和工作失序；而后者是指组织内部功能紊乱，转嫁给外部的相关受众。因此，亟需内外开弓，强化社会组织介入应急能力建设。

五、社会组织强化应急能力的途径

针对上述存在的制约因素，我们就社会组织提升应急能力着眼于“外部赋权”与“内部增能”两方面途径进行分析。

(一)“四位一体”的外部赋权途径

外部途径主要是从制度系统“四位一体”(文化理念、行政法律、经济财税、社会行动)为社会组织介入应急赋权增能，即赋予其平等权、准入权、优惠权、正当权、行动权的能力(如图3)。

图3社会组织介入应急的外部赋权增能途径

第一，确立“应急公益”理念，赋予社会组织介入应急平等权。应急事业不在于由谁提供，而在于能否提供、如何提供、提供的数量质量如何，以及人们对于应急服务的满意度如何。因此，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最主要的是要正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破除社会组织姓“公”姓“私”的观念束缚，确立“应急公益”理念，使得应急社会组织成为中国应急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满足多元需求的新应急格局。

第二，改变“双重管辖”模式，放宽社会组织介入应急准入权。贯彻国家关于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公益事业的精神，尽快研究出台《事业单位法》，尽快制定颁布《社会力量应急条例》，落实社会组织介入应急的法人地位；逐步取消主管部门“挂靠”制度，撤除被挂靠政府部门不必要、不愿承担的管理责任，改“挂靠”关系为“监管”责任，为社会组织、应急社会组织松绑，扩大他们介入应急公益的准入权。

第三，借鉴“开源节流”做法，给予社会组织介入应急优惠权。鉴于中国社会组织介入应急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发展期，需要多种资源扶持，建议政府在融资服务、财税优惠政策(如初创期3—5年内免税)、土地使用审批减免、对外合作保障、政府购买服务倾斜、应急救援员工保险立规立法等方面适当给予更大支持；同时，不断完善社会组织救灾捐赠的税收减免政策；如有可能，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开征遗产税等方法为社会组织介入应急提供资助。

第四，强化“内外监管”机制，维护社会组织介入应急正当权。在“事业单位法”“社会组织法”“社会力量应急条例”等新法中，严格规定社会组织介入应急的规则、程序和义务责任；建立健全应急公益信息的披露制度，确保社会组织介入应急的收入正当性问题；完善社会组织内部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内部领导、规范员工的行为取向和办事纪律，确保依法应急；更重要的是，要强化行业性自律和社会监督，发挥媒体、公众等对社会组织介入应急行为的监督作用，或借鉴国际经验开展独立第三方审计、行业联合审查，试行社会组织介入应急的“星级评估机制”等，确保应急合法性、有效性。

第五，完善“应急介入机制”，确保社会组织介入应急行动权。在上述几点建议基础上，政府应该主导制定一套“社会组织介入应急机制”，包括应急规范机制、应急动员机制、应急保障机制、应急协同机制、应急共享机制5项，以确保社会组织正当、有序、有效介入。[23]

(二)“人形结构”的内部增能途径

结合上述因素分析，社会组织介入应急的能力提升亟需从应急信任理念、人才应急素养、应急规则制度、应急资金支撑、应急技术装备等途径不断增强，具体可以归纳为一个“人形”结构图来表达(如图4)：头部——应急信任的公益理念，是应急能力提升的动力和指引，对应应急文化；双腿——资金支撑、技术装备，是应急的物质能力基础，对应应急经济；双手——人才素养、规则制度，是应急能力增强的活力点，对应应急社群；躯干——应急能力汇聚成气势，对应应急管控。

图4社会组织介入应急的能力增强内部人形结构途径图

第一，强化应急信任的公益理念。应急公益理念来源于应急实践的需要，成为社会组织介入应急行动的先导和指引，也是一种内驱力。社会组织秉持公益理念，其应急行动应获得社会的充分信任，包括真诚应急、人道主义救援、技艺精湛、遵纪守法以及低费或免费介入减灾预防和恢复重建等方面。

第二，不断培育应急人才。人才是关键。无论一般性社会组织还是特殊性的应急类组织，都应该储备和引进具有应急能力和素养的技能人才，包括应急技术文化素养和遵纪守法素养。一是对接学校专业教育，招聘一定数量的应急专业人才；二是强化在岗职业教育，结合业务岗位进行先进应急理念、科学应急知识和方法的教育；三是注重引进专家指导，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引进和接受高层次应急专家指导，针对组织自身情况及时矫正错误、弥补不足；四是促进专业团队建设，通过各种交流合作方式，切磋应急经验，提升应急技能；五是注重培育精英引领，有意识地培育组织内部悟性高、能力强、能吃苦的应急精英人才，发挥他们的应急引领作用。

第三，注重改善应急技术和装备。现代社会，许多突发事件急遽凶猛、难以预测、点多面广、持续性强，仅仅依靠人力介入应急管理和救援，显得微不足道。除了专业性的应急社会组织需要精湛技术、精良装备外，一般性社会组织也应该适度具备和更新必要的减灾预警技术和装备、简易的响应救援装备和基本技能等，以确保自救、互救和救他，让技术嵌入组织、武装组织。

第四，适度储备必需的应急资金。社会组织一般资金短缺，尽量通过多种方式筹措组织运行的基本基金，适度储备应急资金。组织申办、年度运营、长期发展等规划方案都应该设计和纳入应急资金规划，作为组织冗余设置和持续韧性发展的物质基础。

第五，遵守和制定应急规则制度。一方面，社会组织的整体层面、领导层面、员工层面均应执行社会组织运营的基本法律法规和社会制度，强化应急法律法规和标准的遵守能力。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本身也应该制定内部的应急规则，如组织从一开始创办就纳入这类应急规制，并在后期持续发展中不断完善，包括减灾预防教育、应急责任安排、应急物资储备、响应救援行动、恢复重建介入等一系列规则。这是确保社会组织增强应急能力的重要基础。